马鸿逵在面对我军的招安时8倍杠杆，竟然选择了“携恩图报”，拒绝了我军抛出的橄榄枝。他的算盘是想先打几场仗，待时而动，再借机投降，只为继续当“宁夏王”。然而，他的所谓“恩情”并不能掩盖他所犯下的种种恶行。他在宁夏的暴行早已让百姓民不聊生，他的贪婪、残酷已经远远超越了任何的“恩情”。他过去对百姓的压榨与迫害，早已耗尽了所谓的恩情。
那么他所谓的“恩情”究竟是什么呢？马鸿逵到底做了哪些值得回报的事情？事实上，他的“恩情”不过是一种单方面的自我美化。在甘肃出生的马鸿逵，由于祖上受到清朝的重用，逐渐在当地崭露头角，成为一方霸主，并成立了马家军。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更是被提升为宁夏督办，掌握了宁夏的军政大权。作为家中的长子，马福祥对他寄予了厚望，要求他习文练武，力求成材。正是在这种显赫的家庭背景下，马鸿逵开始自视甚高，逐渐养成了贪婪的本性。
展开剩余82%之后，马鸿逵加入了国民党，开始与共产党为敌，参与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“围剿”行动，并大肆抓捕共产党员。他的野心与贪欲愈加膨胀。在蒋介石的支持下，马鸿逵成功从堂哥马鸿宾手中夺取了宁夏省主席的位置，开始了对宁夏长达17年的统治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为了更好地“治理”西夏，不断从百姓身上榨取财富。
他统治的第一步便是扩充军队，开始了大规模的征兵。名义上是征兵，实际上是强行抓人。当时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，几乎所有年轻男子都被抓走充军。马鸿逵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，也不关心这些家庭在失去顶梁柱后如何生存。即便如此，他仍然觉得自己的军队不够庞大，于是他再次扩大征兵范围，甚至将年龄限制放宽至50岁，进一步剥夺了百姓的力量。
当时的宁夏，人口仅约70万，马鸿逵一开始只有1万兵力，而最终他的军队人数已经增至7万人。即使如此，马鸿逵并不满足于现状，他开始侵占百姓的财富。在一些慈善募捐活动中，他以抗日为名，号召当地富豪和普通百姓捐款捐物，而这些捐赠的财物最终都流入了他的腰包。他的胃口越来越大，开始垄断宁夏的多个行业，特别是药材和土特产行业。甚至他还担任了宁夏银行的董事长，利用银行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。
然而，这一切还远远不够。他开始直接抢夺百姓的土地、房屋与财富，并通过做假账来中饱私囊。他抢占了大量百姓的土地，随后又以租赁的名义将土地归还给百姓，收取高额租金。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许多人因此失去了家园与亲人。马鸿逵的贪婪与暴行，使得当地的百姓生活极为困苦。
他的统治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，他还开始进行政治控制。被任命为宁夏省主席后，马鸿逵便开始在政府内部安插自己的亲信。每当国民政府任命官员时，马鸿逵总是事先将自己信任的人安排到重要职位，而将政府派来的官员随意安置到不重要的岗位上。通过这种手段，他逐步掌控了宁夏的政治大权。蒋介石逐渐意识到，这个曾经自己亲自提拔的人，虽然有野心，却缺乏真正的能力，导致他的行为变得更加膨胀。
马鸿逵的所作所为，最终导致了他与解放军的对抗。当解放军派人劝说他起义时，他坚决拒绝。他觉得，凭借自己对共产党的“恩情”，就能够与解放军谈判条件，甚至继续掌控宁夏。其实，这份“恩情”不过是他高估了自己。尽管他在蒋介石反共运动中为蒋效力，但他却在两次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对共产党的“宽容”。第一次是在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政变”时，他得到蒋的命令进行大规模抓捕和迫害共产党。而当刘志丹暴露身份时，马鸿逵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对他严刑逼供，反而给予他400大洋作为路费，让他离开了宁夏。
第二次“恩情”发生在贺晋年向解放军秘密输送兵器时。虽然马鸿逵发现后立即抓捕了贺晋年，但在他母亲的劝阻下，马鸿逵最终决定放过贺晋年。马鸿逵或许认为自己曾有过这两次宽容，可以与解放军谈判，然而他忽视了自己在宁夏犯下的种种罪行。1941年，他亲手将马文良等共产党人活埋，彻底加深了与共产党之间的血仇。
尽管我军多次劝说他起义，但他依然执迷不悟，不愿放弃宁夏的财富和权力。最终，马鸿逵的命运注定了要与解放军的铁拳对抗。在1949年9月19日，解放军发动了对宁夏的总攻，马鸿逵在这时已决定逃离。他在临逃时仍不忘虚伪地告诫军队：“我对共产党有恩，他们不会对你们怎样，大家放心打。”然而，马鸿逵本人早已乘机逃亡，只留下了他儿子马敦静带领军队继续抵抗。
当解放军突破了马鸿逵设下的几道防线后，马敦静见局势不妙，也乘机逃走。最终，宁夏解放，百姓迎来了新的生活。而马鸿逵逃命时仍带走了大量财富，光是黄金就有8吨，其他的金银珠宝更是数不胜数。这一切充分证明了，马鸿逵这些年来不断掠夺民脂民膏，榨取百姓的血汗。
马鸿逵逃跑后，宁夏的“土皇帝”身份也随之消失，百姓终于摆脱了他的压迫，迎来了希望与解放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